廉史鏡鑒——德主刑輔以德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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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15 0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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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者：哈爾濱市第一醫(yī)院文章來源：哈爾濱市第一醫(yī)院更新時間：2020-1-15 14:26:05 點擊數(shù)：635 次
　　卡爾·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《歷史的起源與目標》中，提出了“軸心時代”理論。所謂“軸心時代”，大致意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，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，在北緯25度至35度區(qū)間，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。在軸心時代里，各個文明都出現(xiàn)了偉大的精神導師，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。
　　古典儒家的“明德慎罰”思想
　　這個時期，正是中國政治文化變遷的關鍵階段，恰如王國維所言：“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，莫劇于殷、周之際。”作為該階段制度文明的奠基者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將“明德慎罰”確立為周朝立國指導標準，并演變?yōu)楹笫乐螄碚詈诵牡乃枷朐瓌t之一。“明德”，就是提倡崇尚與敬畏德性；“慎罰”，就是刑法適中，不亂罰無罪，不濫殺無辜。德是罰的指導，罰是德的輔助，二者主次雖有別，但缺一不可。此主張在之后兩千多年的古代治國方略中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。繼之而起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賈誼、董仲舒等諸大儒對該主張不斷加以詮釋、完善、充實與創(chuàng)新，形成了以“德主刑輔、以德化人”為特質(zhì)的德治理念。
　　春秋時期，周公所指定的那一套禮樂秩序失靈并趨于崩潰。遭此世變，孔子倡導為政以德、刑法為助。按照蕭公權先生的說法，“孔子所舉之治術有三：曰養(yǎng)、曰教、曰治。養(yǎng)教之工具為‘德’‘禮’，治之工具為‘政’‘刑’”。換言之，在孔子視閾中，德是第一位，他主張“親親”與“舉賢”相結合，不可偏廢，故而他聽聞晉國執(zhí)政魏舒選賢與能，稱贊其“近不失親，遠不失舉，可謂義矣”。同時，孔子口中之“德”，更多是君子之“德”，更多側重強調(diào)當政者應具備的素養(yǎng)，所以為政以德貴在當政者以身作則，他當年告誡魯國大夫季康子的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”即是此意。由政德不斷向外延伸，必然涉及與刑罰的關系問題。對此，孔子態(tài)度極為明確，德可以防患于未然，而刑只能懲辦于犯罪后，依據(jù)此先后邏輯，他認為應先教后誅，先德后刑，“不教而殺謂之虐”，實屬非常不道德不理智的治理方式。也正是基于該思想原則，孔子強調(diào)當政者須重視教化，“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”。這就是教化所結之善果。
　　與之銜接，刑罰亦不可廢弛，當秉持“寬猛相濟”的原則。當時鄭國盜賊猖獗，統(tǒng)治者出兵剿滅，最終“盡殺之”。就此事件，孔子并沒有進行譴責，反而夸獎道“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。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”。正所謂“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；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為也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”。可知孔子對于德刑二者關系問題的理解，是很透徹的。既然刑罰乃不得已而為之措施，那么更應謹慎，孔子于是提倡刑罰適中，畢竟“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”，倘聚斂無度，嚴刑濫法，會使本已混淆的秩序更加不堪，故當政者理應執(zhí)法時不枉不縱、公平無私。尚德，崇教，垂范，秉公，孔子的學說可謂將“明德慎罰”理念推進了一大步。
　　身為孔子私淑門徒，孟子俱傳孔氏之學，在德刑關系上大體上亦步亦趨，認為實施仁政的樞紐在于“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于眾也”，因而國君應尊賢能、省刑罰、薄稅斂、重教化。到了戰(zhàn)國末年，荀子兼采法家，集儒家學說于大成，對儒法問題有了新的發(fā)揮。荀子承繼孔孟禮治思想，同時講求禮法合用。他承認借助禮義教化，可以達到“賞不用而民勸，罰不用而民服”的效果，然而天下畢竟仍有教而不化之徒，這就需用法律和刑罰來加以裁斷。因此，荀子主張執(zhí)法必須果決，“不教而誅，則刑繁而邪不勝；教而不誅，則奸民不懲”，如此先禮后刑、先教后誅，才可使“民歸之如流水”“刑一人而天下服”，實際上體現(xiàn)了他隆禮重法、王霸并用的思想傾向。
　　秦漢易代催生“德主刑輔”理念的成熟
　　歷史的軌跡往往不會依照思想家擬定的學說而運行。秦朝以吏為師，采用法家學說，一統(tǒng)天下，以儒家為代表的德治思想并未成為主流。不過暴秦二世而夭的教訓，引發(fā)了漢代當政者的思考。比如漢初的賈誼，就深刻認識到德刑不可對立，“仁義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權勢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”，“若夫慶賞以勸善，刑罰以懲惡，先王執(zhí)此之政，堅如金石；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時；據(jù)此之公，無私如天地；豈顧不用哉？”因此必須德刑并施，禮法共用，“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，仍以德治為主。
　　經(jīng)過數(shù)代學者不斷思考和積淀，“德主刑輔”理念到了漢武帝時期臻于成熟，總其成者是董仲舒。董氏鑒于秦亡教訓，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，漢初政治凋敝不堪，“今漢繼秦之后，如朽木、糞墻矣，雖欲善治之，亡可奈何”。因此必須改革，其中關鍵舉措就是將儒家德治理念引入治國理政的主流原則當中。董仲舒的主張可簡括為一句：“任德不任刑。”一方面，他認為所謂德治不是強求百姓成為圣人，而是要求統(tǒng)治者須有政德，如此由正君主、正朝廷逐漸正百官、正萬民，“以漸而至”。另一方面，在社會治理領域并非全然不顧刑罰，“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，猶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”。二者猶如鳥之兩翼，不可偏頗。要之，董仲舒所主張的“任德不任刑”并不打算在刑事層面細究教化與刑罰的作用孰輕孰重，而是針對當時“刑治”思想中所遺留的暴秦因素，進行徹底清算，從而恢復儒家“德治”之傳統(tǒng)。“德主刑輔”理念也在這一系列清理與重塑的過程中，上升為一千多年來傳統(tǒng)王朝治國理論的核心原則。
　　從西周到西漢，雖然德治理念多有嬗變，不過其核心內(nèi)容無非三方面。其一，立德政。“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”德治的首要與根本目標就是要論證現(xiàn)實政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，這勢必要規(guī)范既有的統(tǒng)治集團。于是，儒家用史書寫作明定是非、褒貶君王，憑禮義規(guī)定秩序、界定君臣，以王道確定誰是正統(tǒng)，誰是僭越。其二，行德治。學說必須賦予制度之中，才能發(fā)揮真實效應。具體而言，即要求當政者實行仁政，輕徭薄賦，杜絕嚴刑峻法等等。其三，施德教。孟子曾曰：“善政，民畏之；善教，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”實施良善的教化固然是為了化民成俗，提高百姓道德素質(zhì)，然而儒家提倡德教的立足點依舊是當政者，他們首先要勇于垂范，作出表率，才能在社會治理層面實現(xiàn)成風化人、潤物無聲的狀態(tài)。
　　道術貫通方成就治世
　　治道雖好，更需落實到治術之中，最終達致道與術的貫通。“德主刑輔”升為治國理念后，為后代帝王所沿用，但實際歷朝具體貫徹時差別甚大，因此導致的結局也大不相同。隋初制定《開皇律》時，隋文帝楊堅就敕令尚書左仆射高颎等人要堅持將“導德齊禮”思想作為官方道德規(guī)范注入法律之中。不過現(xiàn)實中文帝本人并沒有貫徹“德主刑輔”的理念，而是濫施淫威，甚至出臺“盜一錢以上皆棄市……此后又定制，行署取一錢已上，聞見不告言者，坐至死”的法令，致使人人自危，冤獄不絕。待到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，深刻意識到“德主刑輔”的合理性，在總結歷史經(jīng)驗時說：“朕看古來帝王，以仁義為治者，國祚延長；任法御人者，雖救弊于一時，敗亡亦促。”可見他認識到一代統(tǒng)治周期之長短，德、法二者所起作用不同，長久延續(xù)以德，振衰起弊用法，故剛柔并濟、德法兼采方是治國正道。所以李世民一方面倡導減免賦稅、與民休息，另一方面對待作亂犯法之輩絕不姑息，比如皇叔江夏王李道宗因“坐贓下獄”，受到了“免官、削封邑”的嚴懲。貞觀之治的出現(xiàn)，與該種執(zhí)政理念密切相關。
　　自西周提出“德主刑輔”后，該理念一直貫穿于歷代治國實踐當中，雖然江山代有鼎革，國策屢經(jīng)變遷，此原則從未退場，且深深滲透于各類制度里，沉淀為一種制度精神。